柳宗元專門撰寫《駁復仇議》，主張有限制的復仇。

丘濬反對君主與圣人立法設刑全是“承天意”。

（）在考證刑法典的形成時，清楚勾勒出了中國古代法律起源的線索和規(guī)律：習慣、習慣法、成文法。

無論“德禮”或“政刑”的（），統(tǒng)治者目的都是“存天理，滅人俗”。

王守仁特別重視禮儀教化的重要性，反對專靠“刑名器數”。

韓愈認為“號令既明，刑罰亦不可馳。茍不用刑罰，則號令徒掛墻壁爾”。

朱熹認為“德”是（）上的道德品質或善心。

明代的宋濂指出“七出”中“惡疾”與“無子”極不合理。

王守仁并不主張利用我國古代已存在的保甲制度來貫徹封建禮法。

王守仁因地制宜的立法思想并沒有針對少數民族及邊遠地區(qū)的立法。